拎着一个文件包，里面装着满满当当的材料，这是王某每次到浙江省象山县检察院的“标配”。77岁的他对二十多年前的一场诉讼耿耿于怀。受理了王某的监督申请后，检察官翻开了尘封多年的审判卷宗……

　　旧案新办，厘清事实脉络

　　1999年前后，当时王某热衷于技术发明，在象山县开办了一家新型材料厂，李某觉得王某的产品市场前景很好，便想加入该厂。后来，王某、李某及象山某公司（实际未出资）共同出资注册成立股份合作制企业象山某新型材料厂，法定代表人为王某。王某认为自己擅长技术研发和生产，而李某更懂经营管理，1999年6月，两人合意签订股份转让协议，王某将名下所有股份全部转让给李某，约定由李某担任法定代表人，自己则担任技术厂长，负责技术工作，享受分红和工资待遇等。协议签订后，两人未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。同时，王某还与该材料厂签订技术服务协议，约定该厂须支付其技术服务费13万元，李某作为法定代表人在协议上签字并加盖企业印章。

　　谁知，没过多久，王某和李某产生意见分歧，王某离开了企业。因前期负债，加上经营状况一直不好，王某离开后，李某很快关停了企业，厂房和土地均被法院拍卖抵债。

　　2001年4月，王某持股份转让和技术服务协议，向象山县法院提起诉讼，认为象山某新型材料厂是李某的私营独资企业，要求该厂支付技术服务费13万元。法院审理认为，王某和李某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未经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登记，王某仍是该厂的法定代表人，对协议效力不予认可；王某称该材料厂是私营独资企业，应按约定给付技术服务费13万元缺乏法律依据，判决驳回王某诉讼请求。王某不服一审判决，向法院申请再审亦被驳回。

　　调查核实，发现症结所在

　　2023年7月，王某向象山县检察院申请监督。

　　受理案件后，检察官开展了一系列调查核实工作，向法院调阅案涉卷宗、询问当事人、证人以及向行政机关调取相关书证后，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股份转让及法定代表人变更协议，未经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是否具有效力。检察机关认为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最高法判例，公司与股东之间因法定代表人任免产生的内部争议，应以有效的股东会任免决议为准，并在公司内部产生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法律效果。此案实质上的股东只有王某和李某两人，他们签订的协议虽未至工商管理部门进行核准登记，但只是不具备对外效力，并不影响其对内效力。因此，王某将全部股份转让给李某后，李某就成了企业唯一股东，企业性质也就变成了私营独资企业。

　　李某该不该付给王某13万元技术服务费呢？根据民法典关于技术服务合同的相关规定，技术服务合同的受托人应当按照约定完成服务项目，未完成的，应当承担免收报酬等的违约责任。在检察机关调查核实阶段，王某坚称技术已通过相关检测，且产品研发成功，并进行了生产、销售，但却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。而李某却称，王某研发的产品都是废品，无法销售、没有订单。王某提供的两名证人也都表示直到材料厂倒闭，产品也没有研发成功，厂子也没有接到过订单。据此可见，王某要求李某支付技术服务费缺乏事实基础和证据支持。

　　促成和解，申请人放下心中芥蒂

　　案件事实已然清楚，虽然法院判决在一定程度上确有不妥，但判决结果并无明显偏差，对于王某的监督请求检察机关应不予支持。

　　该案在法律上虽然不具备支持监督的理由，但并不代表王某的诉求完全没有道理。考虑到王某和李某均已年逾七旬，王某为此事已奔波了二十多年，李某也没有明显受益，且双方家庭经济条件都比较困难，解开两人心结才是当务之急。

　　为此，象山县检察院启动民事检察和解程序，多次从法理、证据等角度向王某、李某开展释法说理。渐渐地，双方的态度明显缓和。王某从一开始在检察官面前激动陈述“这个案子我肯定是有理的，法院肯定判错了”，到最后完全认同检察机关对案件的整体判断并表示“我听明白了，愿意放下这个案子”。

　　最终，王某与李某自愿达成和解，王某心中二十多年未化的“坚冰”终于消融。